莫言也在耍嘴皮

吾量

莫言先生很幽默，真的很幽默。题为《传统与创新——在第十三届亚洲艺术节和第二届亚洲文化论坛的讲演》，非同寻常的主题，规格也定非一般。谁要是被这“第”、“届”和“节”的字眼，把自个儿给逗乐了，那这人肯定不是个说相声的料儿。大作家虽不是个说相声的艺术家，可相声艺术里的这“逗”的深刻，旨在逗乐他人的道理，似乎是很了解。

笔头可以当嘴巴，嘴巴也可以当笔头，“各位朋友，各位嘉宾”的开场白，接下来的第三句话就来了这么幽默的一句：“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说几句赞美的话，但有的赞美是发自内心，有的赞美是出于礼貌。”诺奖获得者，“主文而谲谏”的内力，到底是高过高过不懂“礼貌”的常人。这样的素养，谁要想获得他“礼貌”的“赞美”，恐怕得取决于这需要“赞美”的是什么样儿的对象。而这里需要“赞美”的，不是一位想得到奉承和恭维，尤其是需要大作家恭维和奉承，显得有点儿浅薄了的人，而是作为活动主办方，包括昆明在内的云南，是邀请了赞美者的被赞美者，是它的自然，是它的地理，是它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，征服了赞美者的眼球和内心，也不失为“温柔敦厚”的厚道。

奇怪的是，刊在二零一三年第十二期《文艺研究》的这讲演，“几句”没有将“发自内心”的话说完，“笔锋”一转，就直切文化遗产需要传承，创新需要理解传统的正题。这里罗列的几条，即可见出大作家对艺术的切身体会：第一，“任何一种艺术的产生，都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生活环境。环境改变了，当年非常红火、被很多人所喜欢的艺术，自然就会衰亡”；第二，“创新应该是根据艺术原来的传统去创新，不应该漫无边际。创新当然要向外部世界学习，但应该是有所选择的学习”，“你要用高密的泥巴来捏一个裸体的西方女性，这肯定是不对的”；第三，“如何继承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？继承不是根本的目的，根本的目的应该是创新”。还能看出什么呢？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，创作和主张集于一身的鲁迅说：“凡是老的，旧的，实在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”；不创作不等于没主见的陈独秀，他所批判的以“临”、“摹”、“仿”为能事的“王画”，至今仍有一定的道理；至于也创作主张都很在行的徐悲鸿，那“中国画改良论”，谁要有所了解，便会发现莫言的这讲演，实在是毫无新意可言。其他，讲演坦言自己的色彩描写来自民间泥塑，说作品出现的“色彩一般比较单调，比较热烈，对比非常强烈”是因为“是一种下意识”，“是民间文化融化在我的血液里的艺术素养”等等，价值也不过让人对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，有所参考。但就此还不能说莫言的不厚道，自己提携自己之余，也提到了没有他那么幸运的贾平凹作品。真是无懈可击呀！

最有意思莫过于莫言提到自己曾向当地领导“反复呼吁，希望他们不要让高密茂腔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断掉”，以为“用高密茂腔来一个反腐倡廉的戏，别说一般观众，即便在我来看，也会感觉到不伦不类。”大作家是没有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的“另类”，但低调是否足以说明莫言的“赞美”，不是发自内心的”那种的缘由？红得发紫的名人，不能要求苛刻，毕竟他对艺术还在坚守，说：“用高密茂腔来歌颂一个市委书记、党支部书记，也感觉到不合适。你让他唱一个老戏，穿着古代服装，穿着蟒袍玉带，女性把水袖甩来甩去，就会产生美感。如果上来一个农村妇女主任，手里拿着一把铁锹，一开口茂腔，就非常滑稽。”至此，“赞美”的真正含义似乎已经明了。此前，零三年的第八期的《文艺研究》，吴俊的《歧义的莫言的暧昧》有这样的说法：“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所不能选择的就是不能不讲政治”，文中援引一位不知名者的观点：“对于当下中国的几乎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重要事件，他（莫言）从不表明立场，也无介入姿态，只当一个沉默的人，这有违一个具有公共形象地位的著名作家的社会态度、政治立场和道德关怀。”以这个理由以为莫言绝无荣得诺奖的可能，结果呢？不能就某种看总是抱以怀疑态度，相反持之认同的态度来看，莫言的身不由己的没有“发自内心”的“赞美”，也在做着“出于礼貌”的“赞美”的“忏悔”，可见诺奖也在改变着大作家本人。

莫言的“赞美”引发的话题的确很多。关注中国邻居的人，想必网上看到有着“神曲”之称的《没有他我们会死》，欣赏完毕，骂几句痛快了，是否也会想到那“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”的歌？收录在《红太阳》组歌中这翻唱，今天也有人在唱。喜欢唱，唱唱也好，只要心里喜欢唱，喜欢就好好地唱。或许“礼貌”的“赞美”，不得已的幽默。三年第八期《文艺研究》，学者访谈，谢冕教授的，就《谢冕编年文集》的“无论那个年代的旧稿”，主张“坚持一字不改”，这里值得一提。文化人能整出个什么？陈忠实《白鹿原》，倒是有位立场不够坚定，被鞋底抽嘴巴，打掉了门牙的金书手，我们的文化人的抱负恐怕不及，却遭痛斥为“你的毛病没害在脸上，是害在了嘴上。”看来，对文字的敬畏，甚有必要。

元月27日